“像北京的回龍觀,30萬人口的新城區里很少有就業崗位。大部分人早上擁到老城裡來,晚上又擁回新城,造成巨大的鐘擺式城市交通。實踐證明,這類新城是失敗的。”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近日在一次講話中如是說。
  分析人士指出,我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,新城新區建設是一個重要標誌,從京、津、滬、穗到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區,這些年的造城運動可謂如火如荼。一些缺乏產業、就業和服務業支撐的新城新區,其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日益顯現。
  睡城與鬼城
  浪費很驚人
  “由於城市迅速擴張,對土地的需求量激增。”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說,我國城市人口以年均超過1.35%的速度增長,每增長一個百分點,就需要新增建設用地1800平方公里。
  專家指出,新城建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,如上海浦東、蘇州新區、昆山,以及廣州南沙、順德等開發建設,不僅為地方經濟發展註入了強大活力,而且帶動了產業升級。但是,也有一些地方的新城建設,並沒有按照市場規律來進行,而是“旱地拔蔥”式的發展,造成了土地、資金等資源的錯配,如“睡城”就是它們的代名詞。
  “每天早上六點起床上班,晚上返回回龍觀睡覺,在路上的時間將近3個小時。”家住回龍觀的北京市民王先生如是說。被戲稱為“睡城”的,還有北京的天通苑、安徽合肥的濱湖新區和武漢南湖新區等。“啥都不長,只長房子”的“鬼城”,為一些新城披上了悲情的面紗。2003年昆明呈貢新區被規劃為新的政治、文化和金融中心。據呈貢區有關人士介紹,目前呈貢新區已建成住宅小區17個,其中只有兩個入住率超過90%,正在興建的住宅小區15個,總面積達300萬平方米。
  記者近日走訪呈貢時,寬敞的馬路上鮮有車輛,晚上,這裡的部分小區極少能夠看到燈光。同樣被消費者質疑為“鬼城”的,還有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區、廣東大亞灣地區、湖北十堰等。
  劉士林指出,北京、上海的人均建設用地已經突破100平方米,而東京人均建設用地僅為78平方米,香港才35平方米,說明我國城市建設中,土地資源的利用率比較低。
  新城擴張快
  遺留問題多
  現象一:新城擴張快,患上“肥胖症”
  記者調查發現,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七個城市近十年來,已經建造和規划了40多個新城或新區;京滬高鐵沿線已經建設和正在建設的新城近20個,幾乎一站一新城。國家發改委課題組調查顯示,12個省會城市平均每處要建4.6個新城新區,144個地級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1.5個新城新區,規劃新城數量約190個。劉士林說,過去十年,一些地方造城運動勢頭很猛,定指標、搞地皮、創政績一再升溫。
  現象二:依賴房地產,患上“失血症”
  一些中小城市只註重房價升級、投資升級,而忽略產業升級,加劇了盲目造城的衝動。在部分新區建設中,房地產業和建築業占當地財政收入八成以上。 “靠賣地過日子,終究不可持續。”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江說,投向房地產的資金多了,實體經濟自然“失血”,近年來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狀況明顯加劇。
  現象三:建國際大都市,爭做金融中心
  據國家發改委課題組統計,有655個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,183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大都市。記者統計發現,長春、石家莊、濟南等30多個城市規劃建設金融中心。上海市徐匯區政協委員施薔生說,一些新城新區規劃,並沒有提供適宜中低收入者生活的空間,集聚人口的目標難以實現。
  產業帶就業
  街市變城市
  “工業化與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,不可能指望一兩年就用鋼筋、水泥堆砌起來。”南京工業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蔣伶說,一個城市如果沒有吃早點、吃夜宵的地方,沒有逛街看電影的生活方式,仍然是一個“半生不熟的”城市。
  “城市從來不是建造出來的,而是依靠產業和人才逐步成長起來的。”施薔生說,新一輪城鎮化要特別註意產業規劃,讓錢流向有地方特色、有競爭力的產業,以產興業、以市帶城。
  “就業、醫療、教育,有些該政府做的沒有做,不該做的卻老伸手,導致了資源錯配。”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說,政府應該轉變職能,從傳統的招商引資為主,轉為創造經濟發展環境、提供公共服務為主。
  “相關部門應在調查研究基礎上,出台有明確指向性和針對性的管理辦法,該撤的撤,該並的並,及時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,促進城市建設良性發展。”劉士林說。
  “不是所有城市都要建新城。”蔣伶認為,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,比如人口集聚到百萬以上,才可能需要通過建新城來緩解老城壓力、提高運行效率。
  “建設新城新區的前提是,老城區人口密度過高。”劉士林說,如鄂爾多斯的人口密度峰值是每平方公里102.85人,與北京上海每平方公里動輒兩三萬的人口密度相比,根本不存在建設新城新區的必要性。據新華社  (原標題:旱地拔蔥建起“睡城”“鬼城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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